刘乃强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六轮会议于7月18日至20日举行之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会议进行第二日，朝鲜正式宣布已在7月14日关闭位于宁边的核设施。由于这是朝鲜自2002年以来接近6年时间，与美日韩等六国历经五个回合多次谈判、周旋，并响应美国不断施加压力、制裁和封锁，通过核试和导弹试验作要挟、恐吓、屡经反复起伏之后，首次正式关闭核设施，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团进行监督验证，具有特殊意义。根据今年2月达成协议的第一步，只要朝鲜关闭宁边核反应堆，作为交换，六方会谈各方将向朝鲜提供总值相当于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但是由于朝鲜在澳门银行的资金被美国冻结，平壤愤而拒绝履行协议。宁边核反应堆关闭与否，为朝鲜是否愿意接受和解的指标。此举虽然尚未涉及核设施的去功能化或彻底销毁，但已经为第六轮会谈作强力背书，并证明六方会谈这一平台的重要价值。
在此之前，美国首席核谈判代表希尔6月下旬突然访问朝鲜，他是自2002年10月以来，访问朝鲜的首个美国高官。希尔离朝后即透露朝鲜将在3周内关闭宁边核反应堆，显示中国一贯鼓励的朝美直接对话确实能解决问题。而中国外长杨洁篪亦在7月初访朝，会见金正日，突显中国在其中的斡旋角色。
主办国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会后发表的第六轮会谈新闻公报，主要内容包括：8月份将召开实务工作组会议及9月初举行新一轮六方会谈，美、中、俄、日、韩将向朝鲜提供相当于95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各方承诺将根据“行动对行动”原则，履行共同声明和共同文件中承担的义务。
最初的“勉为其难”
不过，朝鲜并未具体提出全面申报核计划和现有核设施去功能化的时间表，被冻结的数千万美元通过俄罗斯转账失而复得，难怪朝鲜代表团团长、外务省副相金桂冠21日在平壤对记者说，第六轮六方会谈团长会“开得很好，结果也不错，达成了很多共识”。由于时间有限，再加上有的国家准备还不充分，因此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金桂冠还说，中国方面为这次团长会“做了非常有诚意的准备”，“为各方放心地充分协商各种问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朝方代表团“多次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政府给这次团长会赋予了很重要的意义”，对此“非常感谢”。
据此，我们可以较有信心地预测，朝鲜核问题漫长艰苦的谈判终于见到曙光，并且会很快达成各方都满意的成果；过去这6年间的几番折腾，多次陷于谈判破裂的边缘，而最后得到圆满而和平的结局，作为六方会议主办国的中国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已为举世所公认。最为难得的是一向为外界认为多疑和不可理喻的朝鲜，不但愿意接受中国的调解，并且对中国公开表达毫无保留的谢意，中国对国际老朋友坚持原则，顶住压力，不离不弃的作风，从此在第三世界中更加深入人心。
而在西方世界，中国积极介入朝核问题，更经常被引用作为中国扮演 “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案例。这方面，也不能说全错，起码在2002年开始时，的确有这样的味道。
在克林顿任内，1992年5月朝鲜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但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致。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
1994年10月21日，朝鲜谈判代表团团长姜锡柱和美国首席谈判代表加卢奇在经过3个多星期的紧张谈判后，在日内瓦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
与此同时，在美国同意之下，韩国向朝鲜推行友善的“阳光政策”，两国加强合作交流，大有逐步和平统一的趋势。在布什上任之后，双方交往骤然停止。2002年1月底，布什在其国情咨文中，把朝鲜和伊拉克、伊朗并列为赞助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 “邪恶核心”。
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期间，朝鲜指责美方违反了《框架协议》，使这一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同年12月12日，朝鲜政府宣布，由于美国当月起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朝鲜决定解除对核计划的冻结，重新启动用于电力生产的核设施。
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再次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于11日正式生效。3个月后，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定，平壤方面成为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个国家。
早于2002年，北朝鲜宣布希望和美国就其发展核武器问题，进行双方会谈。美国拒绝这个会谈方法，主张会谈应该包含所有有关的国家。最后两国同意六国会谈方法，但是也同意在会谈中间有朝鲜和美国直接会谈的可能。于是由美国要求中国出面主办，由朝、美、中、日、俄、韩等参与的六方会谈。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目前为止，共举行过六轮会谈。
由此可见，朝核问题始于上世纪1990年代初，11年间，朝核危机经历了发生、激化、阶段性缓解到再度激化、一触即发的演进过程。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出现，近因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外交的兴起。朝鲜没有安全感，自觉没有核武器，在国际上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要挨打。朝鲜借再发展核武的动作，尝试逼使美国履行1994年的《美朝核框架协议》，并且与朝鲜签订和约，保证其安全。问题出来之后，美国军队因陷于伊拉克战场之中，腾不出手来对付朝鲜，骑虎难下，于是请中国以“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协助解决问题。中国开始时是极不情愿的，勉为其难地介入召开会议，并且协调各方，尽力达致和平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结果。
边谈边成熟
在这个会谈中间，中国逐步开始表现积极主动的态度。外界评论普遍认为这个改变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核武器的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坏的影响。朝鲜核危机没有解决，美国有可能会对朝鲜采取军事行为。二是北京希望借此表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亚洲有一个稳定的影响。这些分析，都是皮相之见。
朝鲜半岛的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中国亲密的近邻。在过去悠长的历史中，这些国家无论出现内忧或外患危机，就自然会向中国求助，而中国也会不计代价地出面帮助解决问题。于现代史中，清朝就是因为保护朝鲜不受日本侵略，于甲午战争大败，最终导致灭亡。共和国建国之初，就义无反顾地投入抗美援朝的斗争，损失数十万战士，才稳住南北分治的局面。但在1994年7月金日成去世，1997年10月金正日继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之后，中朝关系有了新的变化，加上朝鲜内部出现多次人道主义灾难，朝鲜的国际形象更加恶劣，国际关系的表现更加乖异，更加孤立。
中国对于朝鲜，感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是对朝大力援助，使其安全渡过经济危机和因而产生的内外压力；另一方面，也因朝民连番进入北京外国使馆而头痛不已。中朝之间这种复杂感情，于网上的评论之多样化和感情化可见一斑。
所以，对于朝鲜执意要发展核武，中国从自身经验出发，一方面是理解，甚至同情，另一方面，从本身利益出发，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国战略利益的所在；朝鲜一旦拥有核武，朝鲜半岛以至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只会进一步紧张，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不利。这问题本身已经难以处理，再加上在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前，布什政府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紧张，在朝核问题之上，中国很难有清晰的立场，更加没有理由要积极介入。只有在美朝双方都希望中国介入时，中国才硬着头皮啃这块硬骨头。
现在回头看来，中国起初的消极模糊态度，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旧的外交理论已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高和国际形势的改变而逐渐过时失效，而新的理论又未形成，当年正处于主观上仍想致力“韬光养晦”，但客观环境已经不再容许的尴尬阶段。一旦介入之后，以中国人爱面子的习性，六方会谈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中国必然会全力以赴。而在介入之后，在过程当中，中国才日渐整理清晰自己的立场，更随着新的外交理论的建立，技巧才日趋纯熟。
六方会谈是伊拉克战争以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一场多国外交博弈。这场博弈的成败得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朝鲜半岛是走向和平还是迈向战争的命运。而假如朝鲜半岛最终走向战争，必将在今后几十年间深刻影响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国际战略大格局的走势，打破地区安全与大国之间的现有利益平衡格局，从而深深地波及中国的国家利益。
在国际社会化解朝核危机的双边及多边外交努力中，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和务实的外交立场深切参与其中，积极斡旋，发挥出主要危机调停国的重要角色。中国坚持朝鲜放弃核开发，这立场符合五国共同的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要有对朝鲜放弃核开发的监督体系，同时要有保障朝鲜安全的体系。这两者缺一不可。这样一来，与会六方的利益都得以照顾。六方会谈中我国的立场和做法，以及发展的走向，与今天我国“和谐世界”新外交理论，和从此引伸的 “睦邻、安邻、富邻” 路线，是完全一致的，而不仅仅是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